錢文忠談“溫州模式”:為何改革比深圳難

2015-12-13 00:00:00  點擊量:1666


          錢文忠胡宏偉對談“溫州模式”:為何改革比深圳難

  6月19日,溫州最著名企業正泰集團舉辦主題為“‘創業文化’的溫州實踐與時代價值”的首期“正泰文化大講堂”,邀請復旦大學教授、央視百家講壇主講人錢文忠,以及被全國政協常委、浙江省工商聯主席、正泰集團掌門人南存輝稱為“溫州模式最認真的觀察者、最深刻的研究者、最熱心的呵護者”的知名財經作家、東方早報副社長胡宏偉擔任主講嘉賓。

  今年是溫州模式問世30周年。1985年5月12日,《解放日報》頭版頭條刊發題為《溫州33萬人從事家庭工業》的長篇報道,并配發評論員文章《溫州的啟示》。這是“溫州模式”首次見諸媒體,被公認為是“溫州模式”橫空出世的標志。

  此前的5月11日至12日,澎湃新聞(東方早報)以此為契機,推出“溫州模式30年”專題報道。這組由9篇報道構成、近4萬字的專題引起社會各界強烈關注。

  在“正泰文化大講堂”上,錢文忠和胡宏偉圍繞溫州模式以及溫州“創業文化”等話題,從積淀、傳承、發揚、創新等多個維度進行了闡述和解析。以下是兩人發言內容的摘錄。

  錢文忠(中國名家講壇高級顧問、復旦大學教授、央視百家講壇主講人)

  錢文忠:溫州為什么“獨特”?

  溫州模式為什么會特別有創業精神?

  我的思考是,天底下沒有無源之水,天底下沒有無本之木,天底下也沒有沒有父親的孩子,一定在這一片土地上存在某種特別的基因和血脈。這個基因和血脈,也許在過去沒有得到我們的關注和重視。但是,就好比一顆種子,它的環境、氣溫、濕度、土壤都具備條件了,那么這顆種子就會突然發芽。

  從我們做文化學研究的角度講,一些被認為是“負面的”、曾一度讓溫州備受批評的東西,恰恰包含著溫州模式的某種基因或者養分。

  比如,有一段時間媒體紛紛抨擊溫州人好造墓、廟和祠堂,全部從負面的角度去觀察這一現象。實際上,這是溫州甚至延伸到福建北部一帶的風俗,這是中國文化中不同的生死觀。

  這里面包含著溫州與中國絕大多數城市不太一樣的家族觀念。溫州人的家族觀念可以上溯很多代,甚至可能會超出我們傳統的“五服”概念(澎湃新聞注:古時喪服按跟死者關系的親疏分為五種,指高祖父、曾祖父、祖父、父親、自身五代,后來用出沒出五服表示家族關系的遠近)。

  在這樣大家族的范圍里,溫州存在著一種極特殊的帶有血緣的信念。比如整個村莊往往都是一個宗族,是一個姓。村里有個小伙子,大家都覺得他不錯。如果他要出去創業,在已經富裕起來的溫州,很容易得到民間的金融支持。等于說,整個村莊出錢給這個孩子去創業,這在別的地方是不多見的,也導致了溫州人創業的激情、熱情和創業成功的可能性,第一桶金的獲得要比別的地方相對容易得多。這是溫州的一個特色。

  溫州的另外一個特色,就是一直是個交通受到限制的地方,即便現在,上海到溫州都是非常困難的事情:我昨天晚上坐高鐵過來,到溫州的時間跟到北京差不多。交通不便利,在過去也被認為是負面的東西。但從文化學的角度看卻未必,為什么?因為交通不便,溫州受到外來的沖擊相對輕一些,傳統文化的保留比別的地方高。

  溫州歷來是個缺少可耕地的地方,這在過去也被認為是溫州的負面因素。后來我們認識到,地不夠有時候會轉變成正面的因素,比如說溫州人必須出去。中國現在經濟發達的地區,其實都是可耕地不夠的地方,都是幾乎沒有資源的地方??筛囟嗟臇|北,家里都是幾百畝地,有的地方用“頃”,但咱們這里恐怕是用“分”。沒有地的地方,人都往外走,所以溫州人勇于創業、勇于走出去、勇于暫時離開自己的根基往外發展。

  所以從傳統來講,溫州是個非常獨特的城市。溫州模式和溫州模式中的創業精神,有一種特殊的“因緣”在里面。

  永嘉學派是溫州模式的歷史源頭

  從歷史上看,溫州有著自己非常獨特的文化傳統、學術傳統、理論傳統和精神傳統。

  在南宋時期,溫州地區工商業非常發達,出現了數量眾多的富商富工?!案还ぁ边@個概念很有意思,在別的地方很少見,也就是憑手藝致富。還有經營工商業的地主,這也是溫州很特別的一面。因為靠有限的地,不足以積累龐大的財富,所以必須想辦法謀求更大的利潤。

  我們知道,南宋時,整個中國的思想界被兩大派別——或者說傳統儒家的東西被兩個人的思想——籠罩,一個是朱熹,一個是陸九淵,一個是理學,一個是心學。其實在朱和陸之間,當時已經出現了永嘉學派,它跟溫州這片地域完全相關。

  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葉適

  永嘉學派最大的特點是,重視實用,重視事功,重視具體的事情,并且要想辦法讓這件事情顯出功用和價值?!暗涝谖镏小?,這是永嘉學派的精髓,他們很早就認識到商品經濟對國家社會的作用,主張發展商業,并且強調創新。

  永嘉學派強調功利,強調實踐的重要性,強調義利不能脫離,要有實實在在的利益,要有實實在在的功效,主張農商一體,主張富國強兵。

  永嘉學派非常有意思,清朝中期的時候頹敗了,不像在宋元之際非常有力量。我后來想過,永嘉學派還有一個特點,那就是它不大可能是國家平穩發展和和平時期的學術。國家很平穩、很安全,勻速發展的時候,這個學派的意義看不出來。這個國家面臨挑戰、面臨重大歷史關頭的時候,這個學說的作用會彰顯。

  永嘉學派到最后徹底影響了浙東學派。浙東學派在公司觀念上有特點,強調各得其私,各得其利。

  在經濟上,這個學派強調工商皆本,也是非常了不起的。我們以前認為農是本,別的是末。在富民觀念上,永嘉學派以及受它影響的浙東學派,都強調要保民養民,就是國家有責任要保護民眾、養育民眾,并且富民。這個觀念在以前也是沒有的。

  在義利觀念上,永嘉學派強調義利并舉、義在利中,這跟中國別的地方思想完全不一樣。開拓創新方面,浙東學派和永嘉學派在批評和評論當時文壇界的時候,都以“是不是有獨創精神”作為評判標準,這也是很特別的——過去一般評判是符合不符合孔孟之道,符合不符合先圣之說——把原創視為最高的標準,這在全國是非常少見的。

  永嘉和浙東學派還有一個特點,那就是兼容并蓄。他們反對貶低別人,認為如果這樣的話,社會習氣會每況愈下。他們強調的是春蘭秋菊各為特色。

  日本成功背后的“永嘉學派”影子

  大家都知道,在東方世界,在亞洲,日本是唯一一個成功完成了經濟、工業、文化、政治的現代化,躋身于世界強國之列,同時又保存了自己的傳統的國家。但是我要說的是,日本的巨大成功背后,有永嘉學派的影子。

  1600年,浙東學派和永嘉學派誕生了一個重要學者朱之瑜,也就是朱舜水。他出生于浙江余姚,是明朝的貢生。他強調“實理實學、學以致用”,認為“學問之道,貴在實行,圣賢之學,俱在踐履”。

  崇禎十一年(編者注:1638年),他曾以“文武全才第一”被推薦給朝廷,但他沒有去。后來明朝末年天下大亂,他參與了很多的“反清復明”,想籌得軍餉去抵抗清朝。之后由于時運不濟跑到了日本。很多年輕朋友玩電子游戲都知道德川家康,他的孫子叫德川光國,禮聘了朱舜水編撰《大日本史》。

  日本友人1982年在浙江余姚立的朱舜水紀念碑

  兩百多年以后的19世紀中葉,發生了鴉片戰爭。打完中國后,英法的船是扭頭到日本的,日本很快發現這么下去不行了。同時我們這里接著又爆發了太平天國戰爭,徹底摧毀中國的傳統。日本人里很多是朱舜水思想的“徒子徒孫”,他們馬上反對,“我們不摧毀傳統”。1867年以后,日本開始“明治維新”,一方面保護傳統,一方面融入世界。

  朱舜水影響了日本整整一代學者,他們構成了日本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和主要力量。所以我們觀察日本明治維新以后的國策,一方面堅守傳統,一方面隨時應變,一方面學習對方,另一方面創新,背后都是永嘉學派的影子。朱舜水的弟子說,舜水先生片便之字,皆寶而藏之,當敬之以神明,誰忘掉了朱舜水先生的學問,皆非吾之子孫。

我覺得,對溫州模式,可能放在日本明治維新這樣的大背景下進行比較研究,會彰顯出更重要的意義。換句話說,溫州模式在中國的價值和能量,只發揮出了一部分,還遠遠沒有到極點。當它發揮到極點會怎么樣?我們不知道。但就在另外不遠處的國度,它所取得的成功就告訴我們,永嘉學派和浙東學派思想的重要性,以及它所能夠擁有的巨大能力。

  胡宏偉(知名財經作家、東方早報/澎湃新聞副社長)

  胡宏偉:浙江“一次改革”的勝利是溫州模式的勝利

  我想跟大家交流的第一個話題,是怎么樣看溫州。我認為應該從中國改革的坐標上真正認知溫州,而不僅僅是從財富的角度。

  我有一個觀點——溫州在中國的崛起是非常異端的,我用了“奇怪”崛起來形容。

  從地理角度來說,我愿意把浙江分為南浙江和北浙江。所謂的北浙江,那就是杭(州)嘉(興)湖(州)寧(波)紹(興),南浙江的代表毫無疑問就是溫州模式。

  1980年代初期,北浙江和南浙江有兩個異端突起,一個是剛去世不久的步鑫生,一個是溫州模式。這種異端突起,對長期處在計劃經濟僵化格局中的中國,有著巨大的意義,因為改革是破的過程,發展是立的階段。這就是溫州的崛起。

  如果放在中國改革的背景下評判溫州的地位,我認為中國只有一座城市能夠跟溫州比,那就是深圳。深圳其實也是異端崛起的,所以我把溫州和深圳稱為中國改革的雙子星座。深圳更多代表了開放,而溫州代表了改革,我始終認為溫州的改革比深圳的改革要艱難得多。深圳的改革是得到了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央改革派大力支持,而且資金、技術、人才來自于港澳臺地區,包括內地優秀的力量。

  1984年,鄧小平為深圳題詞

  但是溫州的改革,用不太恰當的比喻,溫州人喜歡造墳,溫州改革就是“掘祖墳”的過程,與傳統型計劃經濟相比,其突破的是涉及商品經濟、市場經濟以及產權清晰的民營經濟等根本性領域,異常的艱難,但更能夠突顯價值和意義。溫州改革要得到異口同聲的贊賞是很難的。在中國改革坐標系上怎么樣評判溫州模式?首先崛起的姿態是異端的,改革就是突破的過程。

  既然放在中國改革的坐標系上,我給大家拉一下中國改革的四個時間窗,其中有幾個時間段是非常明確的,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,那是艱難的破局。1992年,小平南巡講話,提出了“發展是硬道理”。第三個階段有一定爭議,有人認為是2003年,也有人認為是2001年,我取2001年,中國簽署了加入世貿組織的協定,從此我們把中國交給世界。2001年前的中國改革,雖然講開放,但還是內部的改革。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,中國整體融入世界。第四個階段很明確,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重啟第二次改革。

  在這樣的時間窗下,如何看溫州?我認為,溫州是中國改革冷暖的第一“體溫表”。溫州的發展歷程和中國改革的冷暖起落關系非常密切。

  1978~1984年,溫州的顏色毫無疑問是“黑色”,溫州就等于瘟疫的溫州,看資本主義就到溫州。

  第二個階段是溫州模式首次見諸媒體的1985年至1988年,國人看待溫州的眼光是“灰色”,關鍵詞又分兩個方面,有人說溫州糟得很,也有人說溫州好得很。這個階段是溫州模式正式浮出水面的階段,也是溫州模式對中國制度化改革貢獻最大的階段。

  第三個階段是1992~2002年,外界看待溫州的顏色是“紅色”,溫州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啟蒙老師,中國很多地方引進溫州人就是引進“改革開放”。

  第四個階段是2003~2010年。有人把2003年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拐點,2003年以后外界評價溫州人的顏色再度呈現為“灰色”,關鍵詞是炒房、炒煤、炒棉。

  第五個階段是2011年,這是溫州灰頭土臉的年份,這時候溫州的顏色變成了“灰黑色”,關鍵詞是炒錢,“最高境界”是老板跑路。

  剛才我用顏色做關鍵詞,把溫州、溫州模式、溫州模式在國人眼中的角色進行了梳理。但我始終認為,溫州人從未改變過,改變的是其他的觀察者、國人對溫州和市場經濟的眼光、判斷。這種眼光和判斷背后,和中國改革的起落有關系。我始終認為,溫州和溫州人其實是觀察中國改革的第一樣本。

  在中國改革的背景下,溫州究竟有什么意義?我給大家提供一個我的視角,我個人認為中國雖然很大,但其實可以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不同進行區分。如果從社會經濟發展的樣本意義上說,廣東、江蘇、浙江是最能代表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三個地方,構成了“第一中國”的概念。

  中國一次改革的三種體制突破都在這三個省份:蘇南模式、珠三角模式、浙江溫州模式。中國改革是以市場經濟為基本取向,在這個過程中我概括出了“中國式市場經濟”的三個樣本:廣東是自上而下植入式市場經濟;江蘇是從腰部發力的半市場經濟;浙江是自下而上草根型的、也是最為徹底的市場經濟。

  從這個意義上講,我們再來看看浙江與溫州的關系。我認為,浙江在“一次改革”時期的勝利,其根本是溫州模式的勝利?!罢憬孥E”是放大、提升了的溫州模式,它的本質是溫州模式。

  “溫州模式”過時了嗎?

  現在對溫州模式的爭議有很多,很多人認為溫州模式過時了,但是我認為它沒有過時。為什么這么說?首先要回答一點,什么是溫州模式的本質內涵。所謂溫州模式的內涵不外乎三個東西,第一點是民本經濟。什么叫民本經濟?它就回答兩個問題,中國改革究竟為了什么,我們發展依靠什么。第二個是市場經濟。民本經濟是基本的依靠力量,它的取向是市場經濟。第三點,是在堅持民本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的“政府治理”:有限有為有效。

  既然如此,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了。

  第一,自改革開放始,所謂“溫州模式”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主要依靠民間的力量,率先并充分培育了豐厚的市場經濟的土壤。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溫州,這是我的第一個結論。

  第二,“溫州模式”之于當下的價值,不在于培育了多少老板或創造了多少GDP。很多人說溫州的經濟數字、GDP增速在下降,這當然很重要,但絕不意味著溫州的全部意義。

  溫州的意義在于率先摸索了中國改革發展的路徑、方法乃至方向。只要中國改革依然秉持市場化取向,只要中國市場經濟的偉大長征依然在路上,“溫州模式”就有其生命力。只有從中國改革、市場經濟的背景和價值體系上,才可以看清楚什么是溫州的根本價值。

  很多人認為溫州模式已經過時,有幾個基本的觀點,認為溫州當下的產業是低小散,說溫州產業空心化,說溫州資金出現熱錢化——這是目前溫州最被外界所詬病的三個方面。我認為,從這三個角度去看待溫州,從而認為溫州過時了、溫州模式不行了,恰恰是背離了溫州模式的本質。如果溫州存在所謂的產業低小散、實業空心化和資金的熱錢化,只能說明我們背離了溫州模式。溫州模式的本質絕不在于這些方面。

  從這個意義上講,我覺得經歷了中國改革發展的三十多年,溫州人必須重燃改革夢想。做到這一點,溫州人必須堅持溫州人的自信,堅持溫州模式的自信。

  沒有創業精神,一切將歸零

  今天大講堂的主題是“創業”,這其實是溫州模式的關鍵詞。所有溫州模式的活力都來自于“創業”二字。在二次改革的背景下,李克強總理提出了大眾創業、萬眾創新。新一輪“大眾創業、萬眾創新”是個什么概念?我認為是傳承的概念,但絕不是簡單的重復。溫州再造大眾創業、萬眾創新的新優勢,需要解決幾個問題。

  第一點,溫州經濟的本質是“四千精神”(澎湃新聞注:即“走遍千山萬水、講盡千言萬語、想盡千方百計、歷盡千辛萬苦”),這面紅旗還能扛多久?

  我認識很多企業家,當年是鄉村的普通人,現在是億萬富翁,他們身上的“四千精神”是否還有當年的激情,我認為要打問號。浙江省有一年的數據讓我很震驚,溫州考公務員崗位數和考試人數的比例,居然在11個地市中是最高的。我向溫州的企業家請教,為什么讓孩子放棄產業去考公務員?他就講了一句話,我這些年太辛苦了,不希望讓我的孩子這么辛苦。從父親的角度來說無可厚非,但是從中國改革發展來說是巨大的隱憂。

  胡潤富豪榜上的溫州企業家

  第二點,我們為什么要繼續創業?當年溫州人創業理由是很充分的:我要讓我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,我要讓我的太太瞧得起我這個男人。在這樣的動力下創業激情是沖天的?,F在有了5000萬的資產,有人問我,胡老師你告訴我,我已經有5000萬的資產,為什么還要創業?我很難說服他,要解決這個認知問題和價值觀有關,和你的世界觀有關。

  如果你超越不了財富,如果你把人生目標局限在解決溫飽問題,實現基本的個人脫貧致富的話,那么你的創業就已經到了終點。所以從價值觀的角度來說,從精神世界的角度來說,如果中國想再次推進大眾創業、萬眾創新,首先要解決認知的問題,這個問題在溫州當下是很現實的。沒有了創業精神,一切歸零。

  第三點,我們還要解決一個問題,如何去創業,如何去創新?我認為創業和創新有差別,創新是創業的更高境界。但是如果沒有創業精神,創新也就無從談起。創新分兩個層面,第一個是制度創新,剛才我講到溫州在上世紀80年代,制度創新的方面開拓了整個中國改革的新天地。但溫州在技術創新方面嚴重不足,整個浙江民營經濟發展最大的瓶頸是轉型升級。溫州為什么最近這些年出現了發展的困難,和技術創新的不足有關。

  浙商起點是不高的——我始終有這么個判斷,浙江民營企業家創業者80%來自于鄉村,80%的文化起點并不高——但為什么能走到今天能引領中國?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比別人肯吃苦,有更強大的創業精神。這一句話說出來很容易,但是堅持做30年甚至做60年,非常非常的艱難。

  最后一點:我始終認為溫州經濟所面臨的產業升級、區域經濟升級困境,其實背后的關鍵是人的升級。在搶抓機遇方面,溫州商人意識非常強大,意味著他可以獲得改革的先發優勢。同時會帶來另一面,很容易陷入潛規則,對持久堅韌的創新會缺乏足夠的耐心。

  只有發揮發揚溫州人精神里面創新性的那一面,溫州才有未來。溫州人必須實現從生意人向企業家的跨越。生意人和企業家的定位是不一樣的,生意人強調的是利用信息的不對稱迅速賺取利潤,但是作為企業家來說,底氣是創業精神,目標就是永遠創新。在這方面,擺在溫州人面前的是挑戰,而不是更多可以沾沾自喜的成績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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